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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中四君子与文人

  文人有很多怪癖,自己不觉,还沾沾自喜地拿出来娱人,以为很高明。比如对花啊草啊的莫名其妙地钟爱。
  晋朝的陶渊明是大家都晓得的人物。菊花之所以出名,多半是沾了陶氏的宏光。陶氏的诗里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朝的大儒学家周敦颐在一篇《爱莲说》里写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氏是大腕,所以他爱的花也连带出了名。人们既可以爱屋及乌,当然也能 “爱陶及菊”,这好比克林顿的狗,布莱尔的猫一般,因为主人的名气,狗猫也身价不菲起来。
  唐人元稹的诗倒是说出了爱菊之人的孤高之气,他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以降,再无花可赏,便如夕阳般唤起我们对时光的感伤,那种迷离惆怅之情,原本就是诗人陶醉的醇酒。
  最喜欢的一个关于菊花的典故,是苏东坡和王安石的。这个故事在《警世通言》中有详细的记述。苏东坡是王安石的门生,但苏学士毕竟才学过人,骨子里有一种文人的通病:老是爱较真。有一次他看见王安石书桌上压着一手卷,只写了两句:昨夜秋风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苏学士爱较真的毛病就又发作起来,随手在后面续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苏学士的知识可谓不富,知道菊花不会落瓣,也很想借此奚落一下当时还任宰相的王安石。但没想到却因此吃了大亏。据说黄州有一种菊花与别地不同,专门是落瓣的。王安石以为苏东坡有些狂傲了,便打发他到黄州做小官去了。
  苏东坡的性格是做不来大官的,但绝对是个好文人。苏东坡到了黄州之后,每日饮酒作诗,虽然看上去很乐观大度,其实很郁闷。后来应朋友之邀到一寺院喝酒赏菊,果然便见到了落瓣的菊花,书呆子气发作,竟跑到京城向王安石道歉。
  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梅排在首位。梅是冬天开的,我到现在没见过梅花,说来好笑。宋代有个叫林和靖的文人,特别喜欢梅花,曾经有“妻梅子鹤”的言语,当是爱梅的大家。
  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处逆境而不屈的精神。而文人却又时常颠沛流离,郁郁寡欢,这时便常借梅花来抒写自己的内心的不满和坚强。比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泽东也写过一首《咏梅》,词牌名也是卜算子: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词中就少了些哀怨,多了些豁达,少了些怨天忧人,多了些傲岸坚贞。若比较为文和为政,毕竟是为政者眼界更高些。官做得越大,对社会的怨愤就少些,写出来的就不单纯是愤世嫉俗。王摩诘官就做得挺大,所以写梅,就写得有一种清丽脱尘之美: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兰和竹也是被誉为四君子的。尤其是兰,有一种兰的名子就是“君子”,并不是太好看,窄窄长长的叶子,倒是绿得单纯,也没有什么枝蔓。这大约就是文人之所以喜欢它的原因罢!文人总是讲脱俗、高雅,讲意境,凡是繁琐的,豪华的,杂乱的都不屑,视为媚俗。比如牡丹,开得极艳,原是很大众很娇艳的,在文人眼里,却是俗物。宋朝的大儒周敦颐说:
  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世人即俗人,周敦颐是喜欢莲花的,因为莲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和兰有些相似,看来文人喜欢单纯的东西,这多少有些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宗教向来没有太严格的界限,是可以中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一种境界。好儒也大可以好道、好佛。而且佛、道也可以通融,中国的神话小说中,一些神仙尚可以亦佛亦道,而况一介文人乎?所以中国的文人在为文时,喜欢钻研点佛道,王摩诘就是好佛的,李白却又乐道。佛、道都讲究清静无为,这一点对中国文人影响至深,这从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来。中国诗讲究意境,同中国画一般:寥寥几笔,一勾一勒,或梅或兰,或竹或菊,风姿就跃然纸上了。这与西方不同,诗是大力铺陈,画则浓彩重墨,离近了看都是一些斑驳颜色的堆砌。所以从诗画看中国文人,追求简单,追求意境,追求单纯。做人也是这样。而兰,是代表了这种追求的。
  明人郑板桥既为文,也画画,画得最多、最好的是竹。竹其实并不是花,而且它一旦开花,就有告磬的危险。它之所以被评为四君子的原因,是在它的长相独特:身上有节,而且中空。陶渊明是有节气的,文天祥是有节气的,就郑析桥日日画竹,一则是癖好,另则大约也是想证明自己的气节罢。
  郑板桥对竹情有独钟,大有“居不可一日无竹”的架势,而他的画竹更是如痴如巅,他在《题画竹》一文中道:
  馀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季,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凌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技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打这儿来的。
  而中国人的节气,却是打远古时候就有了的。即使路上的乞者,也要认真地施予,若说“嗟,来食!”那是宁肯饿死也不肯吃的。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后来渐渐成了一种文化,成了中华文明中一条波涛汹涌的暗流。
  花中四君子,大都因为自身的某些外在的特点或曾得到某个大人物的宠爱而变得不凡起来。若从大多数人的眼光来看,种花只是为了赏玩,赏心悦目而已,若论它的实效,修身养性,降低血脂也是有可能的,若硬去从花里赏出些品质来,就觉得有些烦累,好比读书时教师布置的作业。但文人们却从古至今不肯罢休,苏学士曾写过一首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当时的副相王圭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本来写的是一棵树,王圭却说是诽谤皇上,有不臣之心,这番牵强附会的糗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好在神宗也并不糊涂,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但历史上如神宗这般明白的皇帝毕竟不多,多的是如秦始皇、乾隆帝等多疑之人,文人的一句曲解,往往就成为他们大肆屠戮的理由。若论起根源,责任却在文人:无论什么东西,都要挖些深奥的道理出来,一个浅显的文字,也要挖掘出它隐含的深义来。凡事只要细加考究,总有些关联。而这些糊涂皇帝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所以历史上大多运动,皆由文字而起,受罪的自然也是文人。所以鲁迅说,文人最不相善,总是互相打来打去。
  写这篇文章原定的题目是《花和草》,但一写到菊,自然就想到其它的三种,可见四君子之深入人心。这也有赖于文人的笔罢。看来文人的影响力不同凡响,中国整个文化气质、民族性格的养成,文人的作用是首当其冲的。
■作者:李永卫■朗读: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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